中药材三七无地可种 2020年或现“三七荒”

3156医药网讯 云南道地中药材三七，是国内医药业界公认的战略资源。它被李时珍称为“金不换”。云南当地流传着众多关于三七神奇疗效的传说，被赋予“南国神草”的美誉。

事实上，云南道地中药材三七也并非浪得虚名。作为“活血止血、化瘀定痛”的特效药，三七是包括云南白药、片仔癀等在内的360多种中成药制剂的关键原料，涉及1300多家中药生产企业、近千亿规模产值。

然而，正是这味被业界奉为圭臬的名贵药材，却在不经意间陷入了一场关乎兴亡继绝的危机。业界人士预测，若不尽快纾困，五到十年内，一场“三七荒”或将无可避免。

“无地可种”危机深化

云南是三七的原产地和主产区，我国95%以上的三七产自云南。云南文山州生物资源与三七产业局副局长李保能说，三七生长在北纬23.5度附近地区，对水土气候条件要求苛刻。

此外，三七还受制于“连作障碍”：肇因于三七的生物特性，种过三七的土地，不能贸然再次种植，否则易发生病害，甚至造成绝收。这些因素客观上造成了适宜土地资源的稀缺性。

文山市平坝镇杜孟上寨村和杜孟噜咱村一带曾是最适宜三七生长的种植区之一，但如今几乎变成三七“空心区”。当地大片土地已改种瓜果等经济作物。除个别科研用地外，难以见到连片种植三七的地块。

村里原有200多家三七种植户，现在多数人去外地租地种植，“谁都愿意在家门口种三七，可惜没有适合的地。”

2005年以前云南省三七种植主要集中在文山州境内，2006年以后逐步向外地迁移，目前云南省内绝大多数州市均有种植。据多名业内人士估计，如今在外地的三七种植规模已远超文山当地。

文山三七种植大户王绍全在红河州建水县租了100多亩地种三七。他说，如今每亩地年租金涨到3000元到3500元，加上物流、用工费等，种植成本不低，“现在外地适合种三七的地也不多了，这样下去早晚会闹地荒。”

而近年来，三七市场需求量以每年20%左右的涨幅快速递增，全国需求量从2010年的5000多吨增至如今的两万多吨，无论是市场需求还是应用范围均已超过人参，这使三七连作障碍掣肘尤显突出。

根据协会此前普查，在现有种植模式下，从2016年开始十年内，云南可能出现三七用地荒。从目前情况看，这个时点可能提前到2020年左右。

曾立品认为，如果出现三七荒，我国中医药相关联行业将面临重大危机，众多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成药将成为无源之水，这一前景令人担忧。

“小、弱、散、乱”难负盛名

在韩国免税店，高丽参被放在木盒或铁盒中，包装成“国礼”，有些还会绑上丝带，以示郑重其事；在北美，西洋参是多年热销的养生品，工厂化种植、标准化炮制辅以品牌运作，成就了其高端市场定位。

在中国，上述两大名品的表亲_三七，长期以来仅被当作成药原料，鲜为大众所知，堪称草药界“低调的贵族”。不幸的是，三七的“低调”并不仅止于其名声。

在文山三七交易市场，记者看到，成堆的三七根、花随意堆放在地上，一些沾满泥巴的根茎未经清洗便直接售卖；尽管监管部门加大了打击力度，以次充好、掺杂使假的情况在某些地方仍屡禁不绝——三七产业上游的“小、弱、散、乱”现状，与“神草”美名形成强烈反差。

“这种局面与三七的战略地位不匹配，与年均增长20%的巨大市场需求不匹配，与规模庞大的下游产业集群不匹配。”国内最大三七规模化种植企业的主要投资方云南城投集团董事长许雷一口气说出了三个“不匹配”。

许雷指出，放眼全球，以大企业集团力量整合生物医药资源，加速科技创新，塑造高端品牌，是名贵草本药材产业做大做强的重要经验。与三七同为五加科人参属植物的西洋参和高丽参就很有代表性。

得益于大企业集团参与，西洋参产值高达上千亿美元；高丽参年产值也高达上千亿元人民币。“然而，药用价值和应用范围毫不输人的三七种植业，年产值却仅有区区两三百亿元人民币。”许雷言语间充满惋惜。

三七产业上游的“小、弱、散、乱”，显然不利于优势资源整合，难以形成规模效应，使全行业在科研攻关、行业监管、市场拓展等领域遭遇瓶颈，也反过来加剧了三七种源退化、连作障碍等危机。

粗放经营加剧监管难度

除连作障碍外，粗放经营和市场失序等人为因素也加剧了三七危机。专家认为，目前，三七仍受困于种一茬换一个地方的“跑马式种植”，无法建立长期种植生产基地，缺乏总体规划，加剧了监管难、市场乱。

文山三七产业协会常务副会长王成标说，目前三七种植门槛极低，以散户种植为主的粗放经营模式导致种植规模大涨大落，价格波动剧烈，某种程度上加速了可种土地萎缩，助推了市场紊乱。

近年来，三七价格经历多轮飙涨暴跌。以2013年到2014年的区间行情为例，文山三七均价从前一年6月的每公斤901元一路暴跌至次年11月的224元。据悉，斥资上千万乃至上亿元囤积三七的商家不在少数。“为这个倾家荡产，跳楼、跑路的都有。”当地一名三七商贩说。

价格异动直接影响三七种植规模。由于价格不断攀升，文山州三七种植面积从2010年的8.8万亩扩张到2014年的50万亩，随后两年又萎缩一半以上。文山学院三七研究院研究员王朝梁说，价格异动带来市场风险的同时，也加剧了土地资源浪费。

他说，在粗放经营模式下，新技术研发与推广不力，三七良种缺乏、近亲繁殖、抗性退化等问题突出，根腐病发病率上升，耐药性增强，三七危机不断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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