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医疗器械现状：什么器械便宜就得要什么

各级各类公立医院于9月底前全部取消药品加成，除中药饮片外的药品实行零差率销售，其中公立医院医疗器械采购尤为典型，哪家医疗器械便宜就买哪家。为此在一次圆桌会议上，来自北京、上海、深圳、南京、青岛等地区的大医院院长们，就公立医院改革进行了激烈讨论。

这是自2009年我国公立医院改革以来的一个里程碑。但同时，这也成为众多公立医院的一道关口——取消药品加成，医院靠什么“过日子”？

此轮医改要让病人接受挂号费从8元涨到60元，手术费用从原来的几千元涨到近万元，这是当前公立医院院长普遍担心的问题。也就是说，医疗服务价格的上涨，能否真正补上“药品加成”的缺口？看病价钱上去了，患者是否还会前来就医？分级诊疗后，大医院的患者是否会大幅减少？

大医院期待简政放权

“如果完全放到市场化环境下，首先垮下来的就是我们这些医院！”某院长开场就说。他的意思是，现在看起来牛气冲天、每天人满为患的公立医院，一旦被放到与市场化的民营医院同等竞争的环境下，必死无疑。如果民营医院可以和公立医院一样使用医保，那么病人是愿意去环境优雅、服务态度好的民营医院，还是去拥挤不堪、厕所里味道刺鼻的公立医院？

更麻烦的问题还在后面，王新生说，“现在我们要买医疗器械，买什么样的，都要报到省里，省里统一招标，然后无论如何，最低价格者中标，什么便宜你就得要什么。”

王新生近年来开始探索一种新型的法人治理结构，其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取消编制、实行年薪制、实行岗位责任制”，“我们希望政府真正简政放权，不然我们公立医院未来面临那么大的竞争压力，一点儿没有自主权，怎么去竞争？”

施秉银已经尝到了一点“自主”的甜头。2015年，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向国家卫计委申请成立一家公司，2016年得到批准。这家新公司主要负责医院科研成果的转化，期待在药品零加成以后，公司给医院“做点补贴”。

实际上，取消药品加成、增加医疗服务费后，像西安交大一附院这样的大型医院较过去仍存在着一年数千万元的收入差距，“这个科技成果转化公司，每年挣回这些钱，一点问题没有。”施秉银说。

“这家公司还收购了一家月子会所，收了医院里所有的公车，你可以对外运营，也可以给我们提供服务。”施秉银说。

“松散型”医联体责权利不清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以下简称北医三院）近年来积极参与公立医院改革，由特色学科牵头成立医联体，来帮助更多的基层医院。

不过这一过程，牵扯了医院较多精力。该院院长乔杰认为，这些“松散型”的医联体，因为没有明确的责任、权力和利益的分配，很难做好、做实。比如，一个妇产科的大专家被派到基层医联体单位，在社区坐诊一天，而这一天，最多也就三五个病人前来问诊，且其中几乎没有专科对口的病人，“这其实是一种资源浪费，这种专家在我们医院一天至少看几十个“专病”病人，还有疑难杂症，让他下去基层坐诊一天，看不了几个病人，真是资源浪费。”

一些三甲医院积极参与“松散型医联体”的动力不足，更愿意直接接受政府的邀约，托管某个刚刚落成的新医院。事实上，紧密合作后，大医院才真正有动力去“服务基层”。

广东省中医院副院长、党委书记翟理祥就接到过很多类似的邀请，他介绍，在广东，包括中山大学附属医院在内的城际医院，大多都会接到地方政府的邀请，“政府建好医院委托我们管理，或者希望在那个区域办分院邀请我们去。”

据悉，广东省中医院现在有5个院区，3000多张床位，5000多名职工，2016年的门诊服务总量741万人，收治的病人数为11.8万，手术14万（台次），“效率比较高”。

以广州市民政局慈善总会建设的“广州市慈善医院”为例，这家医院的资产是民政局的，而医务人员是广东省中医院派的，日常经营管理由广东省中医院负责；而珠海市中医院，一家地区三甲医院，则把整个资产、人员完全交给广东省中医院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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