膏方：我们的“甜蜜”事业

　　陪着膏方一路走来

　　？？访上海中药行业协会会长许锦柏

　　■本报记者 彭鑫

　　许锦柏在中药行业服务已愈46年，多年以来，他一直保持着服用膏方的习惯，每当这位上海中药行业协会会长谈起“相交”多年的“好友”膏方，就总有说不完的话。他告诉记者，上海、浙江一带中药膏方剂俗称膏滋药，“膏方不仅能起到治疗的作用，而且还可对人体进行全面的调理。”这种全面性从膏方的成分就可见一斑。许锦柏说，小的汤剂一般只有十几味药，而膏方少则三十几味药，最多的可达六十五味。

　　许锦柏介绍说，过去市场上以成方膏滋药居多，回想自己年轻的时候，身边的人们大多是服用这一类的膏方，而自1995年后，临方膏滋药则以年均20%的速度持续增长，整个膏方市场也愈发繁荣。

　　膏方市场这些年来发生的变化，许锦柏可谓看在眼里、喜在心里。他认为，一方面是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为中医药事业发展带来了生机。另一方面，国人对亚健康及治未病认识的提高也促使人们更重视兼备治疗、调理的膏方。于是每年定制膏方业务及其相关的中药文化活动都成为了上海中医药行业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然而，定制膏方业务的发展也让许锦柏对行业管理产生了新的思考。许锦柏非常严肃地说，即使是个性化生产的定制膏方，也只有“标准”、“规范”才能约束操守，具有“质量”、“诚信”才能兴旺市场。2000年，许锦柏带领上海中药行业协会应上海市药监部门要求，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制订了《“定制膏方”的加工质量管理和服务规范试行稿》，并在行业内发布，此后每年均根据实际情况作修订，于2005年形成了成熟的规范。许锦柏相信在大家的努力下，按照GMP要求，根据行业标准在场地设备、工艺流程、质量检测、管理制度上都给予保证，膏方市场前景将十分美好。

　　膏方在上海的持续发展离不开广泛的“群众基础”，许锦柏指出，各地在发扬中医药文化开辟市场时一定要结合地域特色，中医药一定要扎根在文化的土壤中才能更好地成长。

　　樊杰：从保管员到煎膏状元

　　■本报记者 李蕴明　　

　　樊杰“煎膏状元”的称号来自前些年在上海举办的一次膏方比赛。“其实我当时也是按蔡同德日常煎膏的流程和标准来操作，都是平时经验累积的结果。”樊杰言语中带着一丝淡然。

　　“偷师”

　　樊杰刚进蔡同德药店时，也曾观摩老药工们煎膏的过程，当时的他只保留了“冬令补膏”的概念，尚未有更深的印象。那时，20多岁的樊杰还仅是一名仓库保管员。

　　至于后来是怎样学会煎膏这门手艺的，樊杰笑称：“那是占了地利的缘故。”他回忆，由于当时煎膏的灶台离仓库比较近，每每完成自己的工作后，樊杰就跑到灶台边静静地看老师傅配药、浸泡、煎汁、过滤、浓缩、收膏……

　　渐渐地，樊杰掌握了煎膏的流程，老师傅也慢慢让他做些副手的工作。“如今回想起来，大抵那时老师傅已有让我们接班的念头了。”

　　也许是出于对每料膏方质量的保证，又或是对蔡同德老字号的珍惜，最难把握的收膏一环，老师傅一直都是自己来操作。“主要怕我们没做好，把膏弄坏了。”即便如此，日积月累后，樊杰还是把老师傅的每个动作牢牢记在了心上。

　　出师

　　此后，老师傅们逐渐步入退休年龄。1995年樊杰接过了前辈们用过的撬板。“当时我还不是很熟练，可加工膏方的药工的手艺决定了膏方的质量，火候的掌握、时间的控制，每一步我都不敢有半点闪失。”

　　最高潮、最困难的收膏也是在老师傅的指导下，慢慢积累起来的。“手一刻不可停歇，要用撬板不停地搅拌，以散发热气，不使药汁粘锅底或外溢。直到膏药熬成粘稠状，此时用撬板粘起膏体，成块状沿撬板下滑就像是举起一面旗帜。如此一来，膏方就算大功告成了！”

　　如今的樊杰已经45岁，也从一名刚出师的药工成长为指导新人的师傅。对如今的变化，他感慨道：“现在有些药店已改用机械化煎膏，甚至连判定膏方是否成形，也改用仪器监测。不过蔡同德一直沿用古法，用紫铜锅的老工艺，也用‘滴水成珠’的古法判定。”

　　在樊杰看来，就如进补滋养身体的习惯会继续发扬一样，传统的工艺肯定也会继续延续下去，但也不妨创新。“如现在的‘小包装’膏方，于白领及外出旅行人士来说相当方便。针对不同人的需要，各种包装形式都应当尝试。工艺同样如此，可以继续研究，尝试做成颗粒、丸剂、片剂等等。”

　　有效的膏方最让我欣慰

　　？？访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汪文娟

　　■本报记者 黄少然

　　汪文娟是文革后恢复高考那年考上上海中医药大学的第一届中医本科生，1982年毕业后，留校从事中药的临床应用研究，至今她与中医药打交道已有近30年历史。在这近30年间，她在中医药方面特别是对膏方的研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这从2005年和2007年出版的《中医膏方指南》和《家庭常用膏方事典》中可见一斑。

　　对膏方的历史，她信手拈来；对一些服用膏方后病症明显好转的事例，她津津乐道。她告诉记者，这是她感到最欣慰的事情。

　　膏方历史源远流长

　　汪文娟说，我国现存最早的医方书《五十二病方》中就有膏方的记载，而我国第一部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中就有“煎膏”的论述。最早以“膏药”命名，并有完整组方及服用方法的膏方，则出现在《武威汉代医简》。

　　唐宋时期，中医膏方的加工和应用逐渐发展，至明清时期，上至宫廷下至民间，纷纷用膏方滋补养生，从而促进膏方更趋完善和成熟。这时期，膏方的命名正规、制作规范，数量大大增加，临床应用更加广泛。而且很多膏方都流传至今。

　　而现代的膏方无论在剂型和功效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许多知名老药店如同仁堂、胡庆余堂、雷允上、童涵春堂等均有自制膏方，在国内外都享有一定的声誉，当代名医在继承传统膏方的基础上也进行了创新，并在调制慢性病中应用膏剂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神奇的膏方

　　谈起汪文娟和膏方的故事，她表示故事很多，但是最让她难忘的就是自己所开的膏方让患者病症有所好转。

　　有一次，一位60多岁的老先生一进汪文娟的办公室，就迫不及待地对她说：“汪医生，您开的膏方效果实在不错！”原来，这位老先生已有5年的支气管扩张病史，小毛病成了家常便饭，每年因病情较重要入院1？2次。既给家人带了负担，也花费了不少医药费。后来，这位老先生找到了汪文娟，汪文娟根据其肺虚、阳气不足的特点给他开了膏方进行调治。老先生服用膏方半年后，体质明显好转。而服用膏方的第二年连住院都“省”了。此外，还有一位70岁左右的老太太，由于体质较弱，经常被感冒缠上，还经常感觉到全身酸痛。5年前在朋友的介绍下，找汪文娟为其开膏方，在服用膏方的同时也坚持锻炼身体。5年下来，这位老太太的气色越来越好，很多人都赞叹她养生有道。

　　每当提起这些有效病例时，汪文娟的语气就变得轻快、缓和，从她的语气中，记者能感受到她对膏方的热爱，记者由此也相信汪文娟和膏方的故事也会越来越精彩。

　　沈晓林：40年，与药材共舞

　　■本报记者 李蕴明 通讯员 杨颖

　　从18岁入行当学徒开始算起，沈晓林进入上海童涵春堂已快40年了，不知不觉已成为上海童涵春堂药业连锁经营有限公司总店（老城隍庙童涵春堂）常带徒弟的老药工了。

　　老药工眼中的膏方

　　谈起当学徒时的感想，沈晓林笑着说：“那时跟着师傅起早摸黑地学手艺也没有想太多，认药、背‘汤头歌’、泛丸药、煎膏、配方……每个环节师傅的要求都很严格，不可以有一丝的偷懒。不过越学越觉得中医药文化的无穷，所以也就能挺住辛苦一路走来。虽然做药工比较辛苦，但我乐在其中。”

　　同事们对沈晓林的评价是：细心、认真、遵古炮炙，所加工的膏方明亮如镜，堪称一绝。他也自言，在众多药材加工工具中最熟悉的就是熬制膏方的紫铜锅、撬板等。

　　“煎膏一定要仔细、耐心、思想集中，要忍受高温，要不停地搅拌，一料膏方单收膏一个流程就要搅拌1个半小时，否则膏方不是太嫩就是会焦胡影响质量，最难把握的也是收膏的过程。”进入“膏方节”高潮，他几乎24小时不停地浸泡在煎膏的一线。

　　变迁，缓慢而确实

　　40年了，尽管煎膏的流程依然遵循古制，但在沈晓林眼中膏方还是逐渐发生了些变化。

　　“膏方的需求这些年有逐年上升的趋势。”他解释：一是保健养生、“治未病”的观念日渐深入人心；二是一些老顾客吃了膏方觉得确实有效就会再来，并带来新的顾客；三是膏方不再是中老年人的专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加入到服用膏方的队伍中。同时大家对膏方的认识也从最早单纯的进补，发展到膏方具有调理、进补、治疗的综合功能。“消费更理性化，不追求价格，不强调使用贵细药材，只求有效果。”

　　“无论如何，中药材的加工工具是中医药文化发展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更是中医药界历代先辈们经验智慧的结晶。”沈晓林强调道。手工加工中药的工艺，有着机械化加工不可替代的优势，比方说经验和文化等等。

　　因此，虽然现在很多地方都用机器来代替手工，但传统的技艺并不能因此而失传，无论是切片、泛丸还是煎膏，都应后继有人。“在公司的统一安排下，我每年都会带1？2名药学中专毕业的年轻人，将我自己所掌握的技艺毫无保留地传给他们，希望能在他们的手上将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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