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蓄创新力量

“产业化不仅仅是中国市场的商业化，更是全球市场商业化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比较弱，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我们创新药物的研究开发比较弱；另外一方面是即使有了创新药，我们的转化也比较弱。即使我们开发成功一个全新的有突破性的新药，花了不少钱，但是如果我们仅仅局限于中国商业市场，那肯定很难把我们研究开发的投资都收回来，创新药物研究开发上的投入和后期商业化能力实际上是互相促进、互相依存的关系。”

　　论坛嘉宾：

　　先声药业集团董事会主席、首席执行官 任晋生博士

　　阿斯利康中国创新研究中心总负责人 张小林博士

　　复旦张江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光动力药物研发平台首席科学家 苏勇博士

　　暨南大学中药及天然药物研究所常务副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叶文才

　　这两年，跨国生物制药公司纷纷来中国开展新药研发项目，而本土CRO公司也在研发外包浪潮中迅速成长。伴随着这一研发转移的进程，中国已经被纳入到了全球药品研发体系。不过，截止目前，国内本土医药研发界还很少有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化学合成类新药问世。中国药物创新土壤究竟还缺什么养分？中国药物创新产业链条处于怎样一种状况？最薄弱的环节是什么？如何有效突破？

　　带着上述问题，《医药经济报》记者专访了部分新药研发界专业人士，得到的较为一致的意见是本土CRO公司的发展将为国内的创新药物研发积蓄力量。当前，本土医药研发界除了面临资金等问题外，最大的问题在于人才结构缺位。

　　药物创新现状　　

　　记者：中国药物创新链目前处于何种状态？

　　任晋生：我国目前应该说还处在相当初级的阶段，原创领域一些基础研究方面的积累还不够，我们整个系统还没有形成和建立起来。

　　新药研发最重要的还是集中在化学药如何更好、更有效地筛选。首先，国外国际性的制药公司开发一个化学新药的来源与筛选的整个过程，对国内研发企业来说，已能够有所借鉴。但是，他们的整个系统是如何管理，如何进行更好的协作，类似这方面的体系，国内还处在建立的过程当中，还没有达到比较成熟或者接近成熟。所以，要真正有大的突破还需要时间。

　　张小林：目前，在药物研发链上，中国有很强的有机合成方面的基础，但在药物化学方面还有很大差距。从我们在中国做外包的经验来看，一旦合成的化合物有些复杂，在国内的外包项目就会遇到很多问题，仍需要返回国外把合成的途径搞清楚。

　　叶文才：确实有这个问题。此外，中国药物创新产业目前研发与产业分工不太明确，一般制药企业除生产外，均有各自的研发队伍，导致创新药物研发的水平和效率较低，有待于资源整合。

　　记者：国内创新药物产业化是怎样一种状态？

　　任晋生：创新药物产业化建立在有创新药物的基础之上，而我们前面那一块比较弱，还没有真正世界级的创新，我们的创新得不到主流市场，比如美国、欧洲等市场在行业里的承认，那后面的商业化的问题就更谈不上了。

　　产业化不仅仅是中国市场的商业化，更是全球市场商业化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比较弱，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我们创新药物的研究开发比较弱；另外一方面是即使有了创新药，我们的转化也比较弱。即使我们开发成功一个全新的有突破性的新药，花了不少钱，但是如果我们仅仅局限于中国商业市场，那肯定很难把我们研究开发的投资都收回来，创新药物研究开发上的投入和后期的商业化能力实际上是互相促进、互相依存的关系。国际性大公司的创新药物开发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半是自己研发的，另外一半是购买大学或者小公司的。大学、小公司只有将产品卖给他们，才能实现商业化，这样才能有足够的盈利来支持创新药物方面的投入。

　　苏勇：创新药物产业化除了技术层面的问题，资金方面也有很多困难。其实，基于国情，中国要想有像国外企业那样的原创药物，可能是在若干年之后，由药厂、科研机构共同协作下的偶发事件。大面积产业化还没有来临。

　　事实上，更合适中国产业化的可能是药物制剂创新，或者是一个药物新适应症的拓展。

　　记者：目前在药物创新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是什么？

　　叶文才：在我看来，目前国内药物创新方面最薄弱的环节是研究人才和资金缺乏。长期以来，我国制药企业十分注重药物营销和仿制药物研发，而对药物的创新研究不够重视，未能形成高水平的研发队伍。国内制药企业大多为中小型企业，可提供药物创新研究的资金不足。

　　张小林：当然，资金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但如果国内用于新药研发的钱能够很合理地被利用，还是可以做一些事情的，问题是怎么样把分散的钱组织起来。如果把新药研发提高到国家战略的高度，由国家来组织，我们在新药开发方面的效率将会有所提高。

　　任晋生：我认为最薄弱的环节还是人。研究开发是一个整体的理念，这个理念其实还是归根到人身上，在这方面坦白地说我们还要积累。

　　我们在新药的研究开发方面的时间还是比较短的。改革开放30年前面十几年很少有民营企业参与新药研发，基本上都是国有的研究院所和国有的大学在参与。在这个方面，我认为机制上是有问题的。最近几十年民营经济起来后，有了一定的实力，但是考虑到生存和短期盈利的压力，他们也不太可能投入更多的资源到这上面去。

　　中国大部分研究开发队伍应该说还是一个小规模的团队，并且大部分还追求“小而全”，关注的点还比较多，而真正要研究开发一个新药，需要更多的人、更多的资源做一件事情或者在一个领域取得大的突破。这是一个多学科的系统整合，必须互相协作。

　　一般来说，我们的研究开发专员会带来两个助手或者学生，十几个最多二十几个人，想要冲击世界级的药物，我认为是勉为其难、力不从心的。现在我们其实缺乏研究开发的组织领导者，这个角色是相当重要的，他会指导怎样把博士有效地分工，使得他与其他博士有更多的协作，还有不同专业科学家的协作。因此，最重要的还是研究开发的组织者，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即使有资金投入，在目前我们的系统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情况下，投入未必有产出。

　　张小林：我认同前面的观点，中国本土创新药物企业很少能网罗齐新药研发每个环节的各类专门人才。目前从海外回来的研发人员通常是对其中某个环节有较深的了解，他们回来后陆续成立了一些研发公司，专门提供某个环节的服务，也就是所谓的外包，即CRO，越来越多。但要开发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新药，还需要有对新药研发的整个过程都比较了解、有实际工业经验的人才

　苏勇：药物创新实际上是全球各个产业中技术含量和法规限制要求以及风险最集中的一个产业。这样的一个产业从某种角度来讲本身更适合西方发达国家。所以中国可能会在较长时间在这个产业比较薄弱，但具体说哪个环节最薄弱，我觉得是一个链条上一系列因素导致的，绝对不是某一个环节所导致的。如果是单环节这么清楚的问题倒是很好解决的，就是因为它是一系列因素导致的，所以必须要系统地解决，而且也需要时间。

　　政府作为与突破　　

　　记者：就企业来讲，应该如何突破？政府可以做点什么？

　　任晋生：企业还是创新药物研发的主体。比如国外在创新药物方面的大部分成功案例，实际上还是企业的资本、对研发的组织、对研发科学家的资助、协作，这些发挥了第一重要的作用，而不是政府爱护、支持的结果。政府缺少这样的一个机制，它的投入对还是不对，投到什么地方，仅仅搞一个专家委员会，没有一个市场化机制作用的发挥，因此最关键的还是企业要发挥主导作用。除此之外，政府适当营造一个好的环境——公平规范的环境也是好的，而扶持是扶不强的。

　　我们国家搞的是市场经济，不要在搞市场的同时还搞计划，提更多的干预，更多的干预只能使市场化制度越来越低，使市场倒退。

　　目前，我们的企业更多地需要的是时间，我们跟国外还是有一定差距的，我们应当遵循规律，这方面我们还需要一个积累，基础打好了才可以建高楼。作为企业，我们应该多向国外学习借鉴，要善于利用企业化的形式来组织研究开发。

　　叶文才：就企业来讲，在提高创新药物研究重要性认识的基础上，可通过自身整合及与研发机构合作等方式，提高企业的新药研发能力。近年来，我国政府对重大疾病的创新药物研究高度重视并投入了相当大的财力和政策支持。

　　苏勇：企业的突破点是适应中国今天的市场，使你的竞争者与你有部分壁垒，能在疗效和副作用上有改善，这种创新药就是今天中国最合适的创新药。如果今天我们硬生生地拿一个创新药去跟美国竞争，我认为即使做好了也比不过美国，因为你没法到全球销售。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现实一点。政府的支持能够真正贴合到市场上去才是最重要的，产业的提升是一步一步进行的，离开这一点是不现实的。

　　张小林：医药与IT等产业不一样，短期内收回投资的可能性很小，它是一个长期的战略投资。我认为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国家应该将新药研发纳入到国家重大科技专项，通过国家层面的战略来加速本土新药人才的培养，从而提升国内整体的新药研发力量。

　　从公平以及兼顾社会效应的角度看，政府的扶持应该分多个层面。对于CRO这类企业，政府的目标是通过他们培养新药研发每个环节的专门人才，CRO更多的是商业上的竞争，政府可以考虑在税收上给予鼓励。非专利药的创新和开发方面，因为关系到国计民生，政府应该给予更多的扶持。

　　而对于拥有知识产权的专利药物的创新，国家在投入方面更需要有一个长期的准备，组织一些专门的有明确目标的机构和对新药研发比较熟悉的人才来运作。

　　记者：国内真正的新药到底有多少？新药的市场命运如何？

　　任晋生：从技术的角度说，有几个或者十几个，但是从整个产业的角度或者商业的角度来说，我认为没有。真正的新药标准应该从技术、疗效、安全性、价值等来说，不能闭门造车从技术上来评价，应该结合市场化、商业化来评价。现在国外有一百多个世界级的药物是超过10亿美金的，相当于“重磅炸弹”。国内有很多新药销售额很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还没有得到市场的认可。

　　我们公司现在起点还是比较低的，起步比较晚，在这方面我们在不断地学习，在未来相信会不断的成长，但是现在还不能着急，还要遵循规律，不能急功近利。

　　苏勇：这要看新药是怎么定义的。我认为新药的定义是阶段性的，我们现在还不能像美国那样去定义新药。今天因为市场的价格已形成，大家开始追求差异化，这就已经把新药的意思提出来了：我们能够额外地给客户带来价值，让药品和纯价格去比拼的东西不一样，这样的药就是新药。药物的质量是一点一点变好的，突然发现一种能够根治疾病的药品也是不现实的。

　　新药应当是真正给客户、给医生带来价值的药品，而不是因为化合物是新的。作为化合物是新的，但是作为药，如果不能带来价值，哪里有市场可言。

　　叶文才：目前，国内具有真正意义的创新药物较少。在国家鼓励创新性药物研究的大背景下，比较乐观地估计，5年后会有一批创新药物面市。

　　记者：在研发方面，我们与国外的差距到底有多少？如何弥补？

　　张小林：有些时候，国内对新药的认识是只要有效就是新药。其实，真正的新药应该是更有效、更安全。所以，第一点，我认为国内在药物创新理念上需要进一步加强。另外，对已有药物的创新需要对市场上的情况非常了解，需要弄清楚现在市场上的常用药、最有效的药在临床上的问题在哪里。解决上述问题后，我们就能在此基础上开发更好的药物。

　　第三方面，在一些制药的关键环节上，我们也需要进一步改善。现在国际上绝大多数化学新药都是高通量筛检小分子得来的，通常要在50万~100万高质量的、有可能成为药的化合物库里进行筛检。我们在小分子化合物库方面与国外还有较大的差距，需要加大投入。

　　任晋生：对我们来说，最关键的还是要有一个开放的心态，进行学习、借鉴，不能封闭、自负。

　　叶文才：在新药研发方面，我国与发达国家尚存在明显的差距，这需要通过加强创新药物的源头研究，并结合中国的国情加以弥补。特别地，可利用我国优势的中药与天然药物资源进行创新药物的发现和开发研究。

　　张小林：我个人认为，我们必须在中药与西药创新方面获得一个平衡。一方面中药是中国的国粹，我们在中药创新方面应有相应的投入；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国际上成功的新药越来越少是从天然动植物提取而来的，更多的是化学合成药物。

　　我们在这个方面需要有一个平衡和实事求是的观念，应该思考为什么国际上的新药很少是从天然动植物中提取出来的，我们在决策上必须有一个科学的评估。

　　在临床上，我们应该继续与国处接轨，在新药后期临床上，我们与国际接轨得比较好，但在早期临床方面，还有待改进。国外新药不允许在华做一期临床一事，我们需要再做科学的分析与讨论。早期临床对新科学和新发现至关重要。在临床方面与国际接轨才能把相应的规范引进来。过度地保护，可能对新药研发有不利的一面。

　　记者：CRO对国内药物研发的作用体现在哪些方面？

　　苏勇：我觉得CRO是一种鼓励，这样会带来我们做新药的理念转变，对我们理念的提升是很有帮助的。

　　任晋生：这个可能会是一个增长点，因为中国在这方面有成本优势。

　　张小林：我个人觉得，政府还是应该鼓励企业继续做大CRO。印度的CRO是世界水平的CRO，从印度的药物研发途径来看，CRO是培养人才的很有效的途径，其不断发展能够给本土培养各个环节的研发人才。CRO公司一旦聚集了足够的研发人才，就有可能成为真正的新药研发公司。

　　通过CRO来培养新药人才可能比较慢，但因为CRO是在市场上通过竞争存活的，没有优势的技术很难存活，其基础会比较扎实。

　　记者：时下，国内不时会有脱产的药物研究机构卖临床批件的消息，这种研发机构与产业资本脱节的现状应如何扭转？理想的模式应该是怎样的？

　　苏勇：这个问题与中国为什么工厂大量过剩却一直还在建工厂的根本原因是一样的，因为药物研发机构不去卖批件就得建工厂，否则产品就不是你的。而建厂的投入是比较大的。这点我们国家跟国外是不同的，国外可以用别人的药厂得到的是自己的批文，而国内所有的药厂是不允许违规加工的，在这种情形下科研机构只能卖批文。这一点我认为是现在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且应该是不难解决的。

　　叶文才：这种研发机构与产业资本脱节的现状在短期内仍然会存在，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是我国大多数制药企业本身的研发能力很弱，仍需借助一些外部的研发力量。

　　任晋生：还是应该加强药物研发机构和临床的沟通，看看临床到底需要什么，听听临床对药物的评价，还有制药企业对项目的评价，加强这方面的沟通对项目的选择肯定是有帮助的。

　　张小林：真正被证实成功的药物研发模式，是一种以工业化为基础，有强大的科研力量与规模化生产实力，有与之相适应的销售策略配套的产业链模式。目前，中国本土的中间产物的合成已经有所改进，但从中间产物到最后一步成药的合成，还是有所欠缺的。中国的新药研发还需要一步步走。

　　记者：作为业界资深人士，您对中国创新药物市场有何预见？

　　任晋生：现在中国正在摸索学习当中，未来我们还是相当有机会有希望缩小差距的，我们的投入越来越大，与海外的交流越来越密切，已经有了一个好的苗头。

　　从市场角度看，真正的创新药物始终是供不应求的。只是简单的重复或者开发的药物而不是更好的、更有效的药物，是不会有市场的。

　　叶文才：我对中国创新药物市场是比较乐观的，认为在提倡创新型国家和保障人民健康的战略前提下，创新药物产业将会有一个很大的发展，同时也会形成一个健康、有序的市场。

　　苏勇：我觉得中国创新药市场现在更多的一个是政府导向，一个是媒体去不断宣传，我认为应该有一些金融财政政策，让做创新药的人有财富效应，这实际上是真正实现产业转型的基础。中国创新药市场我认为在至少20年时间内还是过渡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