帐单不爱高科技

美国马里兰大学医疗中心是美国为数不多的采用机器人实施心脏搭桥手术的医院之一。da Vinci机器人最初由军方开发出来，后来由Intuitive外科公司投入商业用途。这种机器人由一名坐在离病人几英尺远的外科医生负责操作，它将微创手术治疗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可以使切口达到最微小，在非常危险的部位进行有效操作。这种机器人已经成为实施前列腺手术的一个受欢迎的选择，因为它能使病人的康复时间缩短三分之一。

　　然而，这些好处并不能反映到医院的帐单上。首先，一台da Vinci机器人的投入成本高达150万美元。其次，每次在手术室使用这种机器时，必须更换价值大约为2000美元的零部件（出于安全原因）。第三，外科医生要花费12~18个月才能学会使用这种机器，并且da Vinci手术所需的时间通常要比外科医生亲自做手术长得多。马里兰大学的一项研究估计，机器人使心脏搭桥手术的费用增加了大约8000美元。

　　达特茅斯-希契科克医疗中心的另外一项研究指出，如果da Vinci机器人不属于捐赠设备，那么对大多数医院来说，要想赚回机器本钱难度不小。除此之外，波士顿贝斯以色列女执事医疗中心主任Paul Levy表示，目前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da Vinci机器人要比标准手术好一些。该中心尚未添置这种机器人。

　　目前，拥有da Vinci机器人的医院和医生都在大力促销这种手术，而病人的需求也在日渐增加。病人通常不会意识到机器人手术所带来的费用增加，因为他们的医疗保险为此支付了账单。此外，市场上并不存在降低成本费用的竞争压力，因为Intuitive外科公司是生产这种手术机器人的惟一一家企业。

　　医疗价升超通胀　　

　　在大多数行业，技术进步与生产率的提高是并肩前行的，但是在医药行业，更好的技术几乎总是意味着成本费用的提高。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估计，今年美国医药费用将上涨9.9%，2009年医药费用的涨幅为9.6%，而最近一个季度美国总体通胀率仅为4.2%。

　　医疗费用何以居高不下？一方面，老龄化人口、肥胖人口日益增长；另一方面，未参保病人数增加导致未支付的帐单数增加。但是，医疗价格增加其实要归功于不断增长的“贵族”高科技产品。而消费者对医疗费用不敏感、市场缺乏竞争压力、设备生产技术复杂等因素综合在一起，支撑着医疗保健费用巨大的上涨动力。

　　加州医疗保健基金会表示，医疗价格的增长（不是使用量的增长）对医疗保健开支的增长贡献了51%的份额。美国联邦政府的医疗保健研究和质量局（AHRQ）数据显示，从2000~2004年，美国每名病人住院的平均成本上涨了15%。

　　成本上升或许可以被视为进步的一个标志：毕竟最廉价的医疗结果可能就是意味着死亡。随着对心脏病、癌症以及许多曾是致命性疾病的治疗取得重大进展，病人的生命也得以延长。但是，人的寿命越长，医疗成本也就越高。　　

　　“梦想成真”综合征　　

　　正如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Michael Thompson所说，“我们还没能在提高人类寿命的情况下，实现医疗成本的下降。”虽然你从一次心脏病发作中得以幸存，但是，随着寿命的延长，今后死于癌症和老年痴呆症的几率就会相应提高，而这是治疗费用最为昂贵的两种疾病，更不用说你还需要服用药物和接受后续治疗，以免再次发生心脏病发作。

　　医疗费用还受到“梦想成真”综合征的影响：如果你能针对尚未满足的治疗需求开发或改进了一项治疗方法，那么病人对此的需求将会急剧飙升。

　　以麻醉为例，Kaiser家庭基金会研究发现，效果更好的麻醉药可使病人的康复加快，从而降低每名病人的医疗费用。但与此同时，麻醉效果的改善也使得那些一度因为身体过于虚弱而无法动手术的病人有了进行手术的希望。不可避免的是，这些病人接受治疗的费用要比其他人高得多。

　　而更好的医疗技术很少是那种相对简单的技术。比如，植入式心脏除颤器花费了几十年的时间才得到完善，他们被用来调节心脏严重受损病人的心跳。这些微型及复杂的器械由美敦力公司和圣犹达医疗公司生产，它们可以使病人因心脏病发作而死亡的危险性降低30%。目前，几乎有一半心脏病发作的幸存者使用了该器械，这一比例比1995年上升了9.5%。但是，植入式心脏除颤器的费用高达6.8万~10.2万美元。　　

　　关乎制度缺陷　　

　　植入式除颤器的医疗价值早已得到确立。但是，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在所有治疗方法（或药物）中，只有不到一半有着严格的试验数据的支撑，可以表明它们能够起到治疗作用。

　　许多国家规定，在一种新的治疗方法获得批准之前，要进行成本效益分析，但是，这种做法在美国几乎是一个禁忌。美国法律禁止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在确认是否批准一种新的医疗器械或药物之前考虑它们的成本费用。

　　因此，新一代高度个性化的靶向抗癌药物（比如基因泰克公司的阿瓦斯丁或英克隆公司的Erbitux）的治疗费用高达10万美元，而大多数使用这些药物的病人仅仅能够延长几个月的生命。不过，这些药物确实给有些病人带来了渺茫的生存机会。因此，癌症患者纷纷要求使用它们，而医生也作出了这样的建议，期望他们的病人或许能够得到幸运之神的眷顾。

　　这种情况在实行全民医疗保健的国家里是不会发生的。比如在欧洲，对新药进行成本效益分析是评价工作的一部分内容。英国权威的国家健康与临床优化研究所（NICE）最近刚刚提出建议，反对用阿瓦斯丁早期治疗肺癌和乳腺癌，因为NICE不相信试验数据能够支撑阿瓦斯丁的高药价。

　　在美国，保险公司很少会以价格为由拒绝为受益人支付医疗费用。而在其他国家，药价是由国家卫生服务部门确定的，它们具有法定的议价权力。　　

　　把钱用在刀刃上　　

　　新的治疗方法还会步入一段相当错误、代价昂贵的误区，尤其是产品生命周期的初级阶段。AHRQ高级经济师Bernard Friedman表示，并发症和事故是导致个体化治疗成本上升的一个主要原因。比如，减肥手术可以明显改善严重肥胖病人的健康结果，但是，高达14%的病人可能会因为并发症而重返医院。

　　脊柱外科手术是较常见的一种外科手术程序，它也有着相当高的并发症发生率，而用来实施手术的先进工具正变得越来越昂贵。因此，从2000~2004年，脊柱融合术的费用已经上涨了93.6%。

　　在医学行业，缺乏创新行动但成本仍然低廉的一个领域是预防。正如贝斯以色列女执事医疗中心微创医学主任Daniel Jones所说，“目前，我们在挽救病人最后30天的生命上花费了大量的费用。我们可以考虑将更多的资金花在预防性保健上，从而改善病人的生活质量。”总之，通过更多的病人减肥、戒烟和更多地锻炼这些预防性干预手段降低医疗保健费用，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在医学领域，科技含量低的解决方案往往可以成为最具效率的一种医疗之道。